1982年，一千多公里路，坐火车需要几十个小时，近三天行程。

蔡爱芹两口子将舒安歌送上了县城去市里的大巴，泪眼汪汪的跟她挥手再见。

火车站比舒安歌想象中还要破旧，三层高的小楼，墙体上贴的瓷砖都快掉了。

她拎着大包小包吃的，庆幸这是冬天，食物没那么容易腐化。

车厢里味道很难闻，还好能打开车窗通风。

硬座很难买，舒安歌的票是部队给解决的，乘务员受到委托，一路上对她很照顾。

车厢里人满为患，衣着干净整洁的多数是工人，打扮寒酸的，有很多是去外面务工的。

他们脸上满是憧憬和不安，外面的世界，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内地人来说，就像埋着黄金的荒漠。

他们渴望着黄金带来的富贵，又恐惧荒漠的吞噬。

舒安歌旁边坐的几个人，买的都是长途票，最短的也得二十多个小时。

刚上车，大家还有点儿谈话兴致，十几个小时过去后，只有打牌的人还精神着。

熬了三天，舒安歌双脚浮肿，脸色苍白，眼圈黑的像熊猫。

要怪只能怪车厢实在太吵了，孩子的哭闹声，堪比机枪扫射，闹得人头昏眼花。

舒安歌遗憾这不是修真世界，否则一个结界放下去，噪音不见清静无忧。

“小姑娘，下了火车站别乱跑，部队那边会有人过来接站。”

乘务员热情的盯住舒安歌，还不由分说的给她塞了两个大苹果一个黄灿灿的大鸭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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